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有道：“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足见一部名著之著作、保存与传世，并非易事，古人曾为此煞费心机。今年5月19日，我参加市委统战部主持召开的“崖州古文化座谈会”，油然想起了两千多年前太史公的这句名言，也联想到我们三亚市《崖州志》的百年风雨。《崖州志》算不上名著，但在众多的地方史志书籍中，此书曾幸承文坛泰斗、史学大师郭沫若点校，评价为“地方志书中尚属佳制”。方今文化大潮风靡海南，我们回顾《崖州志》成书与传世的曲折历程，对今人后人或有裨益。
崖州是三亚市(崖县)的古称。崖州有地方志书始于宋代。第一部为《吉阳军图经》。吉阳军即崖州；“图”，指地图；“经”，指地图附配的说明文字。此书已失传。第二部书名《崖州志略》4卷本，明钟芳(崖州人)撰，也已失传。第三部书名《崖州志》，清康熙七年(1668年)知州张擢士纂修。第三部书照名《崖州志》，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知州李如柏修，系以张擢士本为蓝本，补充修订而成。张、李所纂志书均见手抄本，三亚市地方志办公室于1987年12月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复印归档，现保存于市史志办资料室。第四部《崖州志》10卷，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知州宋锦修，刻印本，现藏北京图书馆。第五部即现行本《崖州志》，系以前列各志本为基础，旁征史料，搜辑遗闻，广开采访，纂撰而成。全书22卷分订为10册，疆土沿革，气候潮汐，风土人物，典制艺文纂修颇详，郭老称许为“颇有史料价值”。
现行本《崖州志》旧称《钟志》，乃知州钟元棣任上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五月开局纂修。编撰此书主事人(主编)为张隽、邢定纶、赵以濂(现行印本封面误作以谦)。钟元棣是浙江海宁人，附贡生(举人榜的副榜备取生)，清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任崖州知州。他在任的最大政绩应是编修出这一套足以流传久远的好志书。这里要附带说明一笔，《崖州志》在清代一百多名知州中为二十四人立传，而钟元棣在任内修志，却将自己当平常官员处置，不留个人传记，足见古人高风，亦见当年志书体例之严谨，立言立名、传人传事之审慎。张隽是崖州西里孔汶(今乐东县黄流镇孔汶村)人，考中光绪二十三年丁酉顺天榜乡举，淡泊名利，不慕仕进，返里任鳌山书院山长，作育家乡后学人才，并撰修《崖州志》。邢定纶是州西里佛老(今乐东县黄流镇佛老村)人，光绪乙酉拔贡，曾任古城训导。综观《崖州志》全书，结合当时社会背景研究，他应是书稿的主笔者。
现行本《崖州志》脱稿于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冬，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加以补订，但“迄未付印”。直到民国三年甲寅(1914年)始由郑绍材、孟继渊等协力铅印成书。郑绍材籍出崖州五都临高(今崖城镇临高村)，乃清末崖州最后一名举人，民国初年曾二度代理崖县知事(县长)。他在他父亲的名下捐金七百以凑足印制志书的款项。孟继渊是州西里十所(今乐东县九所镇十所村)人，民国初年任崖县劝学所所长(类似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一高校长等职，为郑绍材印书的得力助手。郑、孟二人亲携《崖州志》稿本去广州付天成书局印刷，仅“印成一百套，分饷州人”(郑绍材跋语)。由于印数太少，历经近百年的世事沧桑，兵刀水火之灾，蠹鱼白蚁之患，书之幸存者已寥寥无几。除缙绅之第外，百姓人家无缘见到。
说起此书重见天日的机遇，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53年1月，崖县全面铺开土地改革运动，中共崖县县委在各区成立区工委以加强领导。县委副书记陈国风(后为书记)兼任五区工委书记。我当时在五区工委任资料员，负责文书事务。2月中旬的一天，佛老村(邢定纶的故里)农民在批斗地主邢国玺的老婆(邢曾任国民党政权乐东县政府秘书、县临时议会议长、崖县中学校长等职)的批斗会上，群众抄出邢家藏存的一大堆古书籍，认为是反动文物，要即刻放火烧掉，其中有《崖州志》。土改运动，急风暴雨，斗争尖锐，谁敢阻挠翻身农民的行动？我们土改队的一群队员目睹现场，没有一人敢吱声。幸巧，陈国风书记也到来。他是我们崖县公认的老一辈共产党人中读书多的才子，为老崖县中学毕业生。他懂得《崖州志》的价值，当即劝止众人不要焚毁此书，并亲手携回区工委交我保管。我喜不自胜，当即在书的封皮用红笔编码，从第1本编到第10本。几乎与此同时，四区土改队也在孟继渊后人的家中，得到3本残册，作为补充，后来，国风同志命将书带回县委(崖城)，交当时的县委办公室内收发室存档。1954年随档迁来三亚。刘伯承元帅、叶剑英元帅及其他中央首长来崖县视察时，曾调阅此书。县委办派专人往返护送，深恐或有折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