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东坡出生算起,将近千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国早已从古代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然而在现代人的心目之中,苏东坡的魅力似乎一点也没有减弱。在他身上实在是集中了太为丰富的文化意蕴,以至于不同类型不同阶层的人们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心灵的契合点,找到满意的话题、审美的安慰和精神的归宿。大而言之,这即是苏东坡经久不衰的魅力之源。
苏东坡的魅力之一,即是他把一个“百姓父母官”塑造成了一位百姓之友。对一位思想家来说,要做一个高调的民本主义者并不难,而要做一个感情上与百姓相通的人却不容易;对一个有能力的政治人物来说,要做一个“合格”的好官并不难,而要以一个父母官的身份做一个百姓之友却不容易。苏东坡曾在九个地区做过十任地方官,又以贬官之身正式居住过三个地区,每到一地,他对当地百姓的情感因素都首先超过了理性上的政治思想。他看到百姓受苦就心痛,为此他可以对抗一切既定的思想、权威和政策,其结果是一次次地百姓受惠而他本人倒霉。但是他终究还是“多管闲事”。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的苏东坡,他对人民百姓的关心爱护是发自真情的,并且含有“民主平等”意味的。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人民的官员做到苏东坡这份上是再理所当然不过了,但这却成了苏东坡一人的魅力之所在,原因何在?恰恰是由于像苏东坡这样不唱高调、以平等之心看待百姓、真正为百姓设身处地着想的官员太少,太少了!
苏东坡的魅力之二,是他那杰出的独立人格。如果说作为“百姓之友”的苏东坡更多地为大众层面所接受的话,则“独立人格”的苏东坡更主要影响到精英阶层。苏东坡常以事实、正直和直感来与任何权威争论。高度优化的智能,这种真,这种直,以及这种谁也挡不了的性格力量,使得苏东坡具有一种极强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并使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任意附和某种权威和势力。尽管他非常清楚这种刚拙的性格和独立精神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但只为心中有了君国百姓这个大目标,他始终不能改变自己的原则,无论是新党王安石当政,还是旧党司马光当政,他都不会随声附和,而是坚决地站出来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多不随耳”。苏东坡的这种杰出的独立精神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所凝聚的一种人格范式,尽管历代的专制和斗争在不断地摧残着这种人格,而它仍然一直是正直知识分子所向往的理想范式。这种理想的范式越是缺失,就越成为精英知识分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苏东坡魅力的第三条,是其文学上所表现的魔力。如果说前两条魅力波及的阶层各有侧重的话,则其文学的魅力就几乎没有界限了。在文学艺术上各体兼擅且都达于最高境界者,能出苏东坡之右者恐怕难以找到。苏东坡诗词散文完全得心应手,较之中国最杰出的文学家李杜韩欧辛的各偏一体的状态显得更为全面,且都达到一流水平。苏东坡乃宋代四大书法家之首,绘画上则为开一代风气的创新画家,诗书画能融会贯通的高度,历史上也罕有其比者。苏东坡文学艺术上的魅力在多维度上较之他人占有了绝对的优势。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学的醇美有近乎完美的其纯净的灵魂和杰出的个性作为基础,恰巧苏东坡的作品都是冲口而出,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始终散发着生动活泼的人格。学者们可以精研他的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及关于文章的高论,欣赏他自然多变的艺术特点,高深而贴近生活的思想感情;大众则可完全不理会这一套,而去感受“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美丽以及由此获得的心灵的愉悦和舒适。他的题材、体裁和风格可以满足不同口味者的需要,让他们在不同层次上体验或感受着他的醇美。尖刻的人尽可去挑出他创作中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有一点几乎没有人反对:他的作品确实具有着难以抵挡的魔力。因此,即使到了现代社会的今天,他仍然可以最占优势地适应着变革时代精英和大众并存的复杂的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