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琼台志》和道光《琼州府志》是明代和清代海南的两部旧志，省内学界把它们比喻为海南地方志中的明清“双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毕竟，海南现存的6种明清两代府志(其余4种分别是明万历《琼州府志》、清康熙《琼郡志》、康熙《琼州府志》和乾隆《琼州府志》)当中，它们是具有代表性的。
就正德《琼台志》(以下简称“唐志”)和道光《琼州府志》(以下简称“张志”)的编纂特点，周伟民教授还作了一番比较。
个人的唐志、官府的张志
周伟民说，唐胄编纂正德《琼台志》纯属个人行为，没有官府意志，至于编修这部志书用了多长时间，怎样编写的，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都没有相关记载；张岳崧则不同，他是受琼州知府明谊的委托，组织了一帮人马来完成的，否则以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之力，2年时间根本无法完成将近80万字的著作，因为光用毛笔眷写一遍就耗掉大量时间，哪里还能查找史料和实地采访？
此外，唐胄修志的背景就像他在序文中说的，“体文庄而将顺其欲为之意，尊桐乡而忠辅其已成之书”，丘濬苦于一生当中看不到一部像样的府志，尽管他自己很想动手修志，但又的确太忙，想辞职也未获恩准，晚年还入了内阁，根本没有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唐胄修志无疑是为了圆丘濬的夙愿。而在他之前，王佐已有《琼台外纪》问世，但有些观点唐胄并不认可，想必他也很想用另一部著作，来与《琼台外纪》并驾齐驱，相辅相成，共同传世。
张岳崧的修志背景则不同，因为从乾隆《琼州府志》到其时，已经快70年没有修志了，而古时候一般是30年就要修编一个地方的志书，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70年的盛世大事没有得到记载，确实是很遗憾。所以，估计当时张岳崧也是很想重修琼州府志的，加上明谊应该十分善于游说，两人简直就是一拍即合。张岳崧所说的“力辞不获”，不过形式上的推辞和谦让罢了，说不定别人不请，他自己还想动手呢。
唐志重引诗、张志重引文 “浅红淡白间深黄，簇簇新妆阵阵香。无限枝头好颜色，可怜开不为重阳。”这是正德《琼台志·土产》“菊”条中，引用丘濬吟咏菊花的诗句。该条在描述菊花的特性时，先用了苏东坡对开花时节的介绍：岭南气候不常，菊花开时便是重阳节，但海南要等到十月初菊花才开。丘濬的诗句“可怜开不为重阳”，恰恰印证了苏轼的说法。
“菊”条还征引了宋代胡铨的古体长诗《送菊诗》和明代文昌进士韩俊写菊的一首七律。像这样通过诗歌来作为论据或证据的写法，在唐志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是该志的一个显著特点。
张志也有引诗举证的，但只是少量，绝大多数还是通过引用其它著述的文字来叙事、状物，征引范围很广，这里不再赘述。
唐志杂、张志全 由于正德《琼台志》是唐胄的个人行为，因此写作方法比较自由，有着很浓的个性色彩，资料获取也是尽可能杂取各处，尤其是很能允许别人观点存在于自己的著作中，王佐《琼台外纪》的资料正是因此才得以保留下来的。
在论证汉代珠崖郡治的所在地时，唐胄认为古籍《茂陵书》所说的“珠崖郡治瞫都”(瞫字，音“审”)，恐怕“瞫”与“潭”是形近而误，故而“瞫都”应该是“潭都”。周伟民教授说，由于“潭”与“谭”同音，唐胄这一“创造性的误解”，引起了后世珠崖郡治“龙塘说”和“遵谭说”的论争；但根据史料考证，古代的“瞫都”是在龙塘，而并非遵谭。
不管唐胄的观点正确与否，但某个事物的本意、他意和我意，都在唐志中得到了体现，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尽管这使得该志看上去很“杂”，却留给读者思考、甄别和选择的空间。这种写法在张志中是看不到的。
但张志可资参阅的书籍却很多，征引的范围很宽泛，特别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吸取了之前的《琼州府志》的成果，得以高屋建瓴，青出于蓝，留给了后人一部最为全面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