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海南省作家协会日前召开了“海南新时期军旅作家研讨会”。海南军旅作家是海南作家群中一支重要生力军，西沙南沙的礁石海浪、边防哨卡的冷月椰风、海底潜艇的劈波斩浪、缉私缉毒的凛烈枪声……虽然是和平年代，军营警营仍是热血男儿忠诚人民报效国家的前线阵地，不同军兵种的生活积累和心灵体验，为军旅作家们文学作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别样的风情。近年来，我省军旅作家们佳作不断新书频出，有的作品还改编成影视作品推向全国，为海南文学扩大影响赢得殊荣。
——编者
军旅写作在新时期的海南文学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可以说，海南军旅作家群已成为海南文坛的一支劲旅。徐国良、张琪利、戴宏、植展鹏、黄加满、杜光华、韩亚辉、严献文、王树宾、何言赋、陈斗书、张书松、彭子柱……无论仍在军中，还是已离开军营，他们都以业余作家的身份，孜孜于文学创作，涉足诗歌、小说、散文随笔、报告文学、影视剧本等多种体裁，已为海南文学奉献出以 《德行天下》、《沧海利剑》、《风景画》、《热带风暴》、《风流铁骑》、《春草》、《梦非梦》、《海底的诱惑》、《从白洋淀到南中国海》、《我在天涯》、《谁为朋友》、《寻找儿时的月亮》、《那远去的青春岁月》等为代表的一批有特色、有质量的作品。军旅生涯造就的创作主体，赋予了文学世界以特殊的色彩。海南军旅作家的写作，在题材上就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不同于普通人所经验到的生活，而更容易产生陌生化的效果。就是写军营之外的生活，也会由于视角和精神气质的特殊，呈现出独特的叙述风貌。他们多半已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但在总体上却有近似的地方，那就是作品中常常充斥着的一股正气和豪壮的人格力量。这种带有阳刚之气的写作，在这个生活和人格不断软化的时代环境里，显得不同凡响。物质主义使生活流于浮糜与欲望化，文学亦随之沉沦，琐屑、自恋、低俗化、个人至上、技术主义，跟责任感和道德意识越来越远，社会已经明显暴露出严重的精神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军旅写作的整体凸显，就大大增强了文学的钙质，为社会的价值系统撑起了伦理标杆，有利于社会价值体系的修复和道德的重建。
题材的独特是军旅写作的天然优势。军事冲突中的战争体验，特殊兵种军事训练的神秘经历，武警部队的炽烈生活，边防缉私的复杂与艰险，由亲历者写来，即使没有太多的艺术加工，也会以内容的陌生而产生心灵冲击力。例如展鹏的《风流铁骑》和《春草》记叙的坦克部队官兵的特殊的军营生活，包括他作为坦克团指挥员率兵在边境冲突中的浴血奋战；杜光华《海底的诱惑》展现的某部潜艇在南海深处的军事演习；戴宏、陈胜利的《热带风暴》反映的经济特区武警人生的跌宕起伏；张琪利《沧海利剑》描写的边防海警支队在反走私活动中进行的英勇斗争……或酷烈、雄奇，或神秘、惊险，与和平年代的普通生活形成很大的反差，因而带给读者以全新的感受。这些作品以对特殊生活世界的粗砺形塑，区别于对庸常生活过于沉湎和无病呻吟的文学，给商业时代心志疲塌的阅读主体注入了一股力量。
文学力度的获得，题材是重要的外在因素，给创作增加硬度的，还来自创作主体的人格力量。海南军旅作家中不乏这样的挺着脊梁骨的人格主体。身为三亚警备司令部政委的湘籍作家徐国良，就以《德行天下》、《诚行天下》两部厚重的专题随笔，表现了军人的堂堂正气和崇高人格。这两部书针对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缺失，结合生活实际，对道德和诚信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铿锵有力而又语重心长，几乎句句箴言而又无一不可践行，在这个精神乱世发出了黄钟大吕般的轰响，有振聋发聩之效。同样体现未被污染的心灵与人格的，还有张琪利的《做人与为官》。作者担任海南边防总队队长，这本书是他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人生感悟，书的主旨不在传授为官之道，乃在阐说为官与做人的关系，官德与人品的关系，落脚点在做人。通过写作来呼唤道德的重建和人格的确立，体现的是一种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军旅作家的良知、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在虚构性的现实题材的创作中也得到了贯注。例如严献文的《我做了一个梦》中的一些篇什和长篇小说《谁为朋友》，对现实中不正之风特别是官场的腐败，以杂文的笔法进行了揭露和批评。在不无机智的带有揶揄意味的刻录描绘中，让权力与物欲结合的社会烂象得到展示，带给海南文学以批判性品质。
海南军旅作家的创作，还以其业余性显影出文学的精神价值与力量。他们都以自觉的精神坚守来对抗社会的商品化、欲望化对人的文化性、道德化的本质的侵蚀，以维护人在有限生存中的神圣追求。多位军旅作家都谈到坚持写作的深层动因，比如，杜光华在他的小说后记中就说到：“我想每个人都各有所好、各有各的生活方式，一个人体现自身价值的形式也不同，人活着总不能只是为了面包和票子。……我认为人总是要有一些精神上的追求的，一个人对于精神和情感的依赖要比面包和牛奶多。在这浮躁的社会生活中，能静下心来读点书或写点东西，多少能净化人的心灵，少一些欲望，至少说明我没有在喝茶聊天或泡在歌厅里白白浪费许多宝贵的时间。”这样的选择，正表明海南军旅写作在救治一种时代病，这个时代生活与文学确然一同出现了病象，就像展鹏在 《风流铁骑》的后记里点到的：“时代以跳越式，一次次回归到起跑线上，在势利的竞技场上，商人点钞的笑声，成了社会的公共健身资源。公众的目光无暇仰望天上的泪珠。对美的迟钝和麻木，是这个时代的通病。在缺乏崇高基因的生态下，世俗的信号枪射透了生活的帷幕，坠落的生活本身，已难以出现崇高的文学风景线。”这大概就是军旅作家群不肯放弃笔耕的一个现实原因。这同时也是他们写作意义之所在，即通过军旅资源的开发，为这个时代提供崇高的人格精神和美学形态，以挽救社会的沉沦和文学的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