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出走自保
白白丢了三亚，又未能拿下万宁县，还损失了一位杰出的战地指挥员，以王文明为书记的中共琼崖特委不去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竟然想调回头来继续攻打崖县和三亚。高高在上的特委领导此时一点也不了解王昭夷的苦闷与烦恼，更不了解王昭夷的内心此时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居然下定决心成立攻崖指挥部，指定王昭夷为指挥，谢育才为参谋长。
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特别官佐、建国陆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的徐成章的牺牲，想必使同为黄埔军校科班出身的王昭夷深感痛惜、心有余悸。对于“左”倾军事冒险的担忧，更对工农革命军东路军在指挥失误的情况下连遭败绩后还让他的黎家子弟兵硬去送死深感疑惑，王昭夷于是拒不就任攻崖指挥部指挥一职。
陵水县苏维埃政府完全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黎族地区废除庙宇，砸烂神像，没收道公道具，禁止算命占卜，让世世代代依靠道公算命、娘母治病的黎族同胞感到无所适从。王昭夷从小接受的是汉族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和基督教的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教育，现在却要他亲手捣毁庙宇，砸烂神像，感情上，他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而且，陵水县苏维埃政府反对宣传男女平等，打破男尊女卑的心理，打破买卖式的婚姻，打破大家庭多妻制的做法，恰恰与中共陵水县党组织介绍“一位支持革命的女同志” 吴觉群嫁给王昭夷做妾的行为背道而驰。让王昭夷感到共产党人做事情功利目的太强，言行不一。尤其是当他了解到中共广东省委《关于琼崖暴动工作指示信》的内容时，立刻对红色革命产生了强烈的厌倦情绪。
《关于琼崖暴动工作指示信》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上，镇压地主豪绅的反抗，推翻其政权，建立革命政权；在军事上，解除土豪劣绅之武装而武装工农，发展工农武装；在经济上，没收大、中地主之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在组织上，从工农群众中发展愿为革命献身的人入党；在宣传上，扩大反对蒋、汪的宣传等等。
在“宝墩会议”上被选为琼崖特委委员、常委兼组织部长的陈垂斌留在特委机关，当时协助杨善集指挥全琼武装总暴动。杨善集、陈垂斌忠实地执行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琼崖暴动工作的指示精神，最终却使共产党人为左倾盲动主义付出了血的代价，并导致琼崖土地革命战争的彻底失败。
同時，中共琼崖特委在這階段工作中，因受黨左傾軍事冒險路線的影響，曾經大张旗鼓实施堅壁清野政策，如破壞部分小市鎮，放火焚燒被认为是“反動分子”的房屋，引起小商人及民众的普遍反感，给敵人以共产党殺人放火、破壞革命的口實，尤其是在各次战役中，往往低估敵人的力量，冒险進攻，遭到挫折。
在1928年的春寒时节……忽然间，有那么一个冷风呼啸的深夜，王昭夷凄凉地感到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快要消失了。正值壮年的他，终日里把大半精力消耗在忧民、忧己的苦闷与自危、自卫上面，把主要的时间支付给腥风血雨的阶级斗争上面，这哪里还像个读过孔孟之道的人呢?这怎么能够让自己心神宁静下来，又怎么能够显示出使自己和亲人满意的人生价值呢?……他深为前途茫茫而灰心丧气！
苏维埃时期的陵水县城，到处都充斥着夸大声势、惟恐天下不乱的氛围，革命者的行为方式、性格特点、情感方式和语言方式都显得激昂慷慨，很多人把阶级斗争、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理论引入现实生活中来，并成为一切行为的指导原则。
试想，火云纷飞，饿殍遍地，国家民族正在遭受苦难，政治斗争完全搅乱了人际关系，冷血的杀戮代替了人间脉脉的温情，武力攻夺，巧取豪夺，哪里还有什么“人生价值”可言呢？
他的猎人气质散溢着对黎区土地的眷恋，他的原住民情怀传递着浓厚的山地意识。1928年2月18日，就在中共琼崖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乐四区阳江墟召开的当天，全国的工农革命军都改名为工农红军的时刻，王昭夷借口生病，带着300多名黎家子弟兵返回七弓峒什聘村，购买军火，扩充实力，谋求自保。
15、七弓事变
国民政府崖县县长、琼崖南路剿共总指挥王鸣亚得知王昭夷与陵水县苏维埃政府闹矛盾的消息，马上通过曾给王昭夷当过秘书的黄鼎芳牵线搭桥，劝说王昭夷掉转枪口反共。
与此同时，中共琼崖特委一意孤行，另组红军南下攻崖。1928年3月上旬，谢育才受命带领此时已经改名为工农红军的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原来攻打万城失利的工农革命军东路军第二营)路过陵水，约请王昭夷联手南下攻崖，结果吃了闭门羹。
没有军需后勤，还要长途奔袭，刚成立不久的中共崖三区委又没能建立深厚的群众基础，贸然进攻，有多少胜算？
果然，谢育才部刚刚赶到崖县藤桥，就被王鸣亚包围起来。经过数天激战，谢育才仅率一连突出包围；中共崖县县委书记李茂文、副书记张良栋、红军指挥员陈可源、连长张开泰等率领剩下的100多名战士，向宝亭营方向退却——他们计划退到王昭夷的家乡休整之后，准备再次夺回藤桥。
3月19日，红军经过三天艰苦跋涉，撤至吊罗山七弓河边。
红军的失败，早在王昭夷的意料之中。眼下，王昭夷要考虑的，是用什么方式表示“欢迎”。他安排堂叔王勋组织黎胞敲锣打鼓，夹道迎接，并且杀猪宰牛，热情接待；一面派人与王鸣亚密谋策划，商讨对付红军的办法。他的这位堂叔，后来竟然诬告其通日，让他坐了一回大牢。当然，此是后话。
在2007年11月间召开的琼崖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再次当选特委常委、负责宣传工作的陈垂斌会后被特委任命为琼崖南路特派员，赴陵水、崖县指导建党建政和武装斗争工作。陈垂斌派来与攻打藤桥失利的红军联系的联络员也在3月19日来到七弓，要求王出兵反攻崖县。
李茂文向王昭夷通报了红军九月总暴动相继失利的情况，告知共产党人决不放弃武力夺取政权的计划。希望王拨出枪枝弹药和粮食给养接济红军，帮助红军一起反攻崖县。王昭夷对这种不知进退、鱼死网破式的军事冒险行为觉得不可思议，觉得红军实在缺乏对于形势的判断力。他虚与委蛇，暗地里开始了他的另一种命运选择。这一头，他满口允诺，麻痹红军指战员；另一头，他却暗中在七弓河畔布置伏兵，待机大开杀戒。
3月20日晨，王昭夷前往几华里外的红军驻地，邀请红军和中共崖县县委等军政领导前赴家宴。为尊重民族习惯，李茂文、张良栋、陈可源、张开泰等应邀赴宴。宴席上鱼肉满桌，酒香溢碗，王昭夷十分殷勤，频频劝酒。这是一场暗藏杀机的鸿门宴。兵丁早已四周埋伏，只等王以抛酒碗为号，便突袭擒拿与宴的军政领导。由于李茂文等人身佩短枪，不贪杯狂饮，王不敢贸然下手。中午时分，李茂文等告辞返回驻地，正当趟水过七弓河时，突然枪声四起，几百名王家伏兵和王鸣亚派来的30名短枪队前堵后截，一齐向红军发起突然袭击，陈可源、李茂文、张良栋和警卫员赖亚焕四人当场殉难。与此同时，王昭夷还派兵进攻红军驻地。驻地的红军战士毫无戒备，有些在河里洗澡遇难，有些在酣睡中惊醒，仓促还击，但寡不敌众。100多名干部战士，除了张开泰、王文源、陈文汶、杨善廷等十多人突出重围外，近百名红军战士壮烈牺牲，八十多人被俘后押到崖城集体枪杀。这就是震惊琼岛的“七弓事变”，又称“宝停营血案”。
有人认为，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指战员，面对王昭夷的殷勤接待，放松了思想警惕，其实不然。从李茂文等人枪不离身，不贪杯狂饮的举动上来看，他们对王昭夷是有所戒备，有所怀疑的。
“宝停营血案”幸存者张开泰等于年底返回位于陵崖保三县交界处的仲田岭开辟根据地。仲田岭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是创建根据地的理想之地，仲田岭根据地从创建直到海南解放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9年初，张开泰根据特委指示，恢复崖三区委和区苏维埃，张开泰任书记。1931年10月在特委特派员王白伦的主持下，在仲田岭成立陵崖县委，王克礼任书记，张开泰、廖仕英、林豪任委员，从此，东部地区革命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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