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潜龙在渊
王昭夷自幼聪颖机敏，勤于思考，喜爱读书，求学不倦。他最早入读陵水县同仁学堂接受汉文化启蒙教育(他后来的战友兼仇敌黄振士也曾入读同仁学堂)，练成了一笔漂亮的毛笔字。
1916年，王昭夷被父亲送到乐会县嘉积市(今琼海市嘉积镇)基督教会创办的觉民学校学习，跟随美国传教士学习英语和科学知识。随后，他辗转府城，在基督教会创办的华美中学继续读书。
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上层及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士，有相当多的人信仰基督教。基督教传入海南后，依照传统做法，办学校、办医院，启蒙化育，救死扶伤，深得民心。
什聘王氏父子两代人在基督教会学校学习，深受基督教慈善、平等、自由、博爱思想的影响。而基督教借助王氏父子的威望，在黎族地区得到了普及。时至今日，仍有很多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黎族同胞真诚地信仰基督教，虔诚地李白上帝。信众当中，有农民，也有下岗职工，甚至还有公务员——一些学者和领导干部撰文说，黎族只有鬼神信仰，没有宗教信仰，很多介绍黎族苗族风土人情的旅游类图书也持这种说法，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志向远大的王昭夷并不想在深山老林中做一个封闭自守的世袭峒主，1923年，王昭夷跨过琼州海峡，进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深造。那位与他命运攸关的同乡、曾和他并肩作战又反目成仇的黄振士是4年前考进这所学校的。
1925年，王昭夷返琼回乡做了一件古往今来的黎族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深入黎区进行社会调查。调查的成果形成《琼崖各属黎区调查》一书，于1926年初出版。该书的出版表明，王昭夷在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关心族群前途的他开始有意识地对本民族社会发展问题开始了系统深入的观察与研究。
80多年后的2006年，痴迷黎族文化、一直致力于黎族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黎族领导人王学萍以海南省民族学会会长的身份带领一批学者启动了《黎族藏书》编纂工作。
《黎族藏书》是1949年以前有关黎族的中外古籍资料汇编。2008年2月22日，即将卸任的王学萍常委在撤离办公室的时候告诉我，作为《黎族藏书》编纂工作的重要一步，252种、19卷本的《黎族藏书(古籍资料汇编)》已经编印完成。
《黎族藏书》理所当然收录了《琼崖各属黎区调查》一书。参与编纂工作的海南大学老师认为，《琼崖各属黎区调查》至今仍不失为研究民国初期黎族社会的第一手珍贵史料。除了日本人，近代研究黎族比较透彻的专著，首推该书。中国人所写的有关专著，能够与之相媲美的，只有1928年12月在香港出版的由广东南区善后委员会公署参谋长、抗日名将黄强所写的《五指山问黎记》。
5、投笔从戎
完成《琼崖各属黎区调查》一书后，王昭夷投笔从戎，进入赫赫有名的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成为第四期两千多名学员中的一员。
黄埔四期的新生就可以说是精英荟萃。共产党方面有：林彪、刘志丹、倪志亮、郭化若、段德昌、赵尚志、白鑫、李运昌、洪水（越南）；国民党方面有：张灵甫、胡琏、潘裕昆、高吉人、文强、刘玉章、李弥、唐生明、覃道善、邱维达、赖传湘、彭士量、潘裕昆、高吉人、邱维达、谢晋元等。这些在中国现代史，尤其是中国现代军史上名声显赫的国共两方将领，都是在这1925年的秋冬之季，踏进黄埔校园，加入黄埔军校第四期行列的。
学生们通常二三十个人住一个寝室，睡的是竹子搭成的床铺。对于这样的床铺，北方来的学员有的人很不习惯，可睡惯了竹铺泥床的王昭夷却觉得十分受用。
军校每天的生活是“三操两讲”，紧张而有序。拂晓时分，晨雾缭绕的校园里响起了起床号声。三分钟后，学生们就从寝室冲到了操场上集合。跑步出操，队列整齐，口号嘹亮。早餐只有十分钟时间。上午下午出操两小时，学习各一个小时，晚上八点半晚点名，九点熄灯，一切按部就班。
学生们前半年叫做入伍生，军事训练十分严酷，典、范、令与工兵、军中卫生、劈刺、体操、夜间教育等，是入伍生的必学教范，同时还得摸爬滚打、操作兵器、练习射击、长途行军。王昭夷与同学们在学习军事基础知识的同时，还一起参加了军事重地的卫戍警戒任务。
1926年2月，入伍生进行升学甄别考试。按照考试成绩，合格升学的学生被分入不同的科系，步科编成了步兵军官生团和预备军官生团两个团，后来也称为一团和二团。顾名思义，这两个团有点提高班和普通班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团的考试成绩好点，二团的成绩差点。王昭夷被编入成绩差点的步兵科第二团第三连，与黄埔四期日后最出名的一名学生林彪同在一个连队。
1926年3月8日,黄埔军校举行第四期开学典礼。校长蒋介石照例对新生发表训话，他首先勉励学生们要时刻准备为革命而牺牲，接着讲了半小时的“革命的基础”问题，告诉学员，革命党的主义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立足点是民生主义，而民生主义的最后一步是共产主义。他教导新生们说，不要因三民主义而排斥共产主义，也不要相信共产主义而排斥三民主义，更不要像前三期某些同学，弄到自家反对自家主义，自家拆自家战线的地步。
蒋介石的这番训话，对王昭夷日后的行为影响很大。他之所以乐意帮助共产党打江山，恐怕和蒋介石的这番训话有关吧？
编入预备军官生团之后，王昭夷与同学们开始学习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等军官生专业课程。
正规军校生至少需要用两年才能学完，黄埔四期的学生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速成。因为，北伐马上就要开始了。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兼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典礼。在誓师典礼上，蒋介石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训词：“在北方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已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集中统一起来，我们再没有同生死共甘苦的决心，一定不能冲破此种包围，解除此种压迫，所以本总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的责任，只有竭尽个人的力量，担负起来，以生命交给党，交给国民政府，交给国民革命军各位将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我们每个革命军人，每个总理信徒，应当深念自己对人民对国家的职责，必须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责任，担在自己的肩上；要想如此，只有大家精神团结起来，才能集中我们的势力……所以大家必要牺牲个人意见，坚固团结，为中国争独立自由，非达到此种目的不止，只有如此，才无愧为总理的信徒，革命的军人。我们要完成总理的遗志，必须要求大家谨记这几句话；我们的总理，还照临在我们的头上，虽然我们已看不见总理，然而总理的精神是不死的；我们必须协同一致，必须为完成总理之志愿而奋斗！”
北伐开始之后，政治和军事形势瞬息万变，军校人心思动。当革命军纷纷抽调北上之时，以黄埔师生为骨干的第1军在何应钦军长率领下，也离开广州，先开往武汉后又转战江西。四期生们一边在军校学习训练，一边还要参加惠州、虎门、黄埔等地的警卫任务。
按原定学制，学生们原本应该在军校有一年半的训练和学习时间，但是，北伐急需大批新生力量，学生们纷纷传言，四期生要提前毕业了。果然，黄埔四期学生有两百人被挑选为北伐军的宣传员提早毕业投入战场。
2006年10月，在北伐军攻克武昌的捷报声中，王昭夷与黄埔四期的全体同学正式毕业。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当别的同学被分配到第一军当见习军官，随军参加北伐战争之时，王昭夷却因割舍不下故乡情怀与继承家族事业职责所系，返回家乡，从而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同期的学友后来大都成了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星耀神州，身为黎团团董、同样握有兵权的王昭夷却在经历了辉煌之后身败名裂，黯然告别人生舞台。
后来，1934年6月，王昭夷还经陈汉光推荐，进入广东军事政治学校(亦称燕塘军校)第二期深造班学习。燕塘军校是陈济棠为加强自身军事政治力量，培养县、团级干部的军政学校，每期学制两年半。
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到黄埔军校和燕塘军校，持续不断的学习，使得王昭夷不仅具备了丰富的文化知识，也学会了带兵打仗的本领。尤其是军事学校的训练与学习，把王昭夷从一个儒雅书生，训练成了一个冷峻骠悍的军人。
王昭夷是非功罪的悲剧生涯自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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