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忍辱附敌
日军为巩固占领区，采取以黎制黎政策。基于王昭夷在保亭地区的势力和声威，决意对其进行武力劝降。
在此之前，国民政府琼崖守备团第三营机三连特务长陈友熹秉承崖县县长王鸣亚之意，与王昭夷和崖县榆亚地区的王文骝、黎毓琨等密商，要他们伺机附敌，以待日后寻机而动。
1940年4月，日军偷袭王昭夷的南圣防区，王昭夷事先获悉情报，及时退入深山密林之中。日军仅抓住红沟村老农黄打卿，逼其带信与王昭夷联系。保城日军军部经与王昭夷多次信函联系后，为示重视，派出10多名日军，骑着高头大马，前往南圣王家，敦请其出山就任保亭县治安维持会会长。
王昭夷降日附敌时，不想让自己的同胞为日军卖命，将武装队伍留在南圣地区，交由王昭信和吴觉群带领，自己仅带三妾江燕琪及随从亲兵5人，前往保城赴任，并在距县治安维持会约一公里的什慢开山岗斜坡上搭草房五间住下。
1886年11月，张之洞制定 《抚黎章程》12条，并于1887年2月上奏朝廷。他认为“抚黎以开山为先”，制定出开通“井字”路计划。张之洞的治黎方策，大都是靠冯子材在海南付诸实践的。在执行张之洞的治黎策略时，冯子材以兵为工，并发动黎族青壮年开山修路，修了3600华里的"井字"大路和众多小路，奠定了海南交通的主要脉络。到1887年夏，原规划的12条井字型大路全部开通，各州县也陆续开通22条小路。这些道路奠定了近代海南交通的基本格局。
日军占领保城后，大量征用民工在什玲、加茂、大本等地修建碉堡，并沿陵水河南岸开通了陵水县至保亭县的公路。作为治安维持会会长，王昭夷的主要任务是为日军征派民工和筹措军粮，没有追随日军进行军事活动。
27、密谋抗日
1938年，共产党员林泉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来到陵水中学任教。他利用教学为掩护，秘密调查和联系当地的革命同志，开展革命活动。王昭英当时在陵水中学读书，是林泉的学生。
1940年7月，中共党组织派已经担任中共陵保区工委组织部长的林泉进入保亭开展地下活动，计划在保亭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政策是“争取进步、利用矛盾、团结上层”，其立足点是共产党员王昭英的家。为掩护革命活动，党组织筹集资金开设烟丝店并从事耕牛生意，王昭英主动出资，后来各股东都收回股本，惟有她的股金全部献给组织作为活动经费。依托王氏家族的社会地位及其影响，林泉很快建立了交通联络站和抗日接洽处，作为当地抗日活动的中枢，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吸收广大人员加入抗日行列，保亭地区的抗日活动颇见成效。1941年2月，经中共乐东县委批准，王昭英与林泉结为伴侣。
1941年春，中共陵保区工委指示王昭英利用他和王昭夷堂兄妹间的关系，设法争取王昭夷，为打开陵保地区的统战局面出力。王昭英接到党的指示后，特地给他转送进步报刊，找他谈话，宣传抗日爱国爱家。王昭英还按照中共陵保区工委书记林诗润的指示，带着林泉到什聘村与王昭夷正面接触。林泉对王昭夷晓以民族大义，希望他放弃反共立场，返回南圣地区组织一支政治中立的抗日武装队伍，为民族生存而战。林泉明确提出，只要王昭夷能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弃暗投明，和人民站在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共产党对他以前所犯的罪行既往不咎，人民也会欢迎他的，中国共产党陵保地区党组织将会全力支持和帮助他。
在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王昭夷表示愿和共产党一起抗日。但觉得组织抗日武装一事，目前缺武器弹药，条件尚未具备。
在王昭夷和王昭英的胞弟、国民党游击大队大队长王昭信支持下，林泉和王昭英利用其特殊的家庭关系深入五弓、合口、四弓等地区放手开展统战工作。把合口的团董陈国卿、抚黎村的团董卓天才、五弓地区的头人进径、打兴，四弓地区头人王德卿等争取了过来，组织起两个民兵队，并在古里村和通心村之间建起一间火药加工厂，专门制造火药供给民兵使用，使日寇不敢轻易进犯这些地区。随后，在保亭的四弓、五弓、七弓，加答弓、二弓和陵水的长兴、陵酉等乡相继建立起了抗日民主政府。
1942年2月，而立之年的广东顺德人李汉仪继任保亭县县长。李汉仪上任之后注意调解地方各派势力，以民族大义团结各派势力共同抗日。他也派人找王昭夷洽谈举兵抗日之事。
李汉仪任职一年多，1943年冬，因患疟疾逝世。死后身无遗物，两袖清风。
1942年下半年的某个晚上，王昭英与王昭夷俩人在一间草寮内促膝谈心，从国家形势、民族危机，谈到家庭前途、个人利益，据说连续长谈了6个小时。
王昭夷决心揭杆反日。他计划调集南圣的武装力量，袭击保城日军军部，以消灭日军，夺取武器，公开树起抗日旗帜。为此，他首先指示堂弟王昭信等黎族地方武装不要阻挠共产党在陵保地区的抗日活动；将日军调入保城的30担食盐和10匹黑蓝布等军用物资偷偷运回南圣，储存备用；对日军征用民工和筹粮筹款的摊派，故意拖延时间……
可惜，王昭夷的反日之举，被窥视维持会会长职位的副会长符学汉(黎族)所探悉，符遂向日军军部告密。
28、青山遗恨
农历8月底的一天，3名日本军官佩剑骑马，来到什慢开王昭夷住宅，通知王昭夷前往保城军部开会。
5年前，堂叔王勋无中生有诬告王昭夷通日附敌，国民党当局只是把他关了起来，没有杀他；这次，自己的同胞向日军告密王昭夷谋反，日本人可就痛下杀手了。
王昭夷骑着日军赠送的大红马，尾随日军官到达军部时，立即被捕。日军旋即将其专车押往崖县榆林陆军司令部，进行严刑拷讯，电刑致死。从其死后浑身伤痕，周身紫黑，人形无法辨认的惨状看来，王昭夷在日军的淫威酷刑下并没有屈服，民族气节尚存。
日军深知王昭夷在当地黎胞中的地位和影响，诡称暴疾身亡，企图掩人耳目。
王昭夷死后两日，保亭县维持会副会长符学汉和秘书张笑百奉令运回已装入杉木棺材的尸首，安置在保城县维持会内，然后通知王的亲属前来认尸。在南圣地区的二妾吴觉群、堂弟王昭信等闻讯，认定日军以“认尸”为名，企图诱出王氏亲属，一网打尽，边把握武装队伍，坚避不出，认尸和料理后事，则由在什聘村的亲人王昭春、王昭华、王昭民兄弟负责。王昭春等将棺材运回村边，开棺验尸，但尸体已面目全非，无法正常辨认，便撬开口腔，根据王昭夷生前长着36颗细小整齐的牙齿，认定死者为王昭夷。
次日，什聘村民按照黎家习俗为王昭夷举行葬礼，日军部派二名军官带着翻译和几名伪军，前来参加。在起灵柩时，村民举起粉枪，成排地对天连续鸣放，以示驱逐祖先恶鬼，使死者灵魂归宗，日、伪军官兵也立正鸣枪，虚表哀悼。王昭夷下葬在其父王维昌墓旁。当埋葬完毕，众人返归什聘村后，日、伪官兵才返回保城。村民议论说，日军明里参加葬礼，暗里是为监视王氏亲属，惟恐有什么不测发生。
王昭夷遇害时，年仅38岁。
王昭夷死后，其堂弟王昭信率领的武装力量转向抗日，王昭信还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达成互不侵犯、各自活动、一致对外、打击日军的协议。从1941年到1944年，黎民百姓所称的"昭信兵"与日军进行正面作战达27次之多，共击毙日军40多人。尤其是1942年底，两度伏击日军，炸毁军车两辆，击毙20余人，缴获武器20余件，直接打击了日军的有生力量，造成很大的震动。由于王昭信在保亭地区牵制打击敌人，打乱了日军对中共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军事部署，分散了日军的兵力，对巩固和发展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王昭夷的家乡七弓峒地区也逐渐成为中共陵保区工委领导抗日的红色地区之一，还建立起了抗日民主政权。
“昭信兵”还积极配合中共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在保亭地区的抗日军事斗争。1942年11月，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参谋长李振亚领驳壳枪排袭击七弓什岭日军据点，王昭信、王昭英带领黎族民众抗日武装切断敌人的通讯线路，在保亭至什玲的途中什逊桥伏击日军援兵，打死日军10多名，击毁日军车一辆，缴获步枪10多支及电台一部，有力地保证了李振亚部扫除日军什玲据点的胜利。
王昭夷可以瞑目了……
结语
斯人既息，田园已非，放眼看去，山山水水终究别是一番景象了。
然而，他的离去和别人不一样，他更能勾起历史记忆，让我想到当代中国革命的曲折坎坷，酸甜苦辣，想到时代、历史、教训、观念、反思等等字词，想到一个人的生命与一个时代的沉浮，曾经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他狮子一样的军事素质、猎豹一般的攻击本能和虎虎生威的领导才能正是早期琼崖共产党人所缺乏的。他因此是一个独特的痛苦者、被抛离轨道的彷徨者，他走了一条比别人更加艰难坎坷的道路。
作为一个富于生物知性和具有浓厚民族意识的黎族首领，不管是出任苏维埃政府委员时期，还是担任陵水县国民政府县长阶段，在他貌似春风得意的年月，王昭夷似乎并不像有人想象的那样趾高气扬，为了活命，为了生存，他是有所收敛有所保留有所忌避的，其心境也是不无悲凉和矛盾的，只不过那是别人体会不到的一种特殊的痛苦罢了。
王昭夷此时是既朦胧感受到痛苦却又不知痛苦的根源何在的那么一种痛苦；他不知道，操纵他个人命运的不是他自己，也不是琐屑复杂的个人恩怨，而是一种足以牵动整个历史的深刻的时代性根源。
在经过大变动后的新政权的构成格局中，王昭夷不无孤独和寂寞，他比别人更难以与新政权彻底融洽，而且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他痛苦，他挣扎，他的心情是矛盾的。直到新的屠刀一举，战火一开，琼崖大地立刻发生深刻、巨大的裂变，王昭夷似乎仍然陷溺在困惑迷惘中。这从他带领子弟兵从县城退回七弓老家，但却并未公开宣布与红军决裂的具体行动就可以看得出来。
王昭夷曾想在不根本改变他的原有的观念体系的前提下，凭借他原先的生活经验，凭借他健强的生命力量，来找回参加革命的意义，却依然劳而无功。在历史大转折的紧要关头，倘若不能彻底抛弃旧有的观念，反倒会成为沉重的负累。
在那样一个行动大于思考的时代，王昭夷与时代的关系也有多种调整方式和可能性：比如顺应流行观念，按照时代指给他的路径昂然而行；比如换个位子参与阶级斗争，抢钱抢粮抢地盘；比如既恪守伦理道德观念又时不时越出堤防高喊几句革命口号……可他没有这么做。作为一个与汉族人思维方式迥然不同的执拗的黎族汉子，这位行为刚直、毅力果决的黎族首领选择了痛苦的沉默与割袍断义的逃避，最后又选择了伤心的决裂与毅然的背叛。
我们不能不冷静地看到，时代的巨变给王昭夷带来了比别人更沉重的负担，留下更多的痛苦的种子。他的不幸似乎在于，他无法预测未来，又必须作出决断。在风雨如盘的多事之秋，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系于一身之时，王昭夷必须用有限的智慧上下左右周旋，而他显然缺乏耐心。
王昭夷的典型性表现在，他生命张力的强弱与命运的浮沉，同汉族共产党员对他的信任程度，同那个战火纷飞的特殊时代的政治背景极为密切。于是，他的一生奇特地交织着主义的规范、组织的烙印与民族性格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一个体生命所体现的复杂性足以令后人引以为训啊！
下面没有链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