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黎区考察
1928年秋，广东南区善后公署参谋长黄强一行百余人，从府城出发，开始了穿越黎区之行。整个行程20天，经黄竹、南闾、屯昌至岭门，从岭门进入黎区，过营根、加钗、红毛抵达五指山下的水满，然后从南圣、保亭至陵水，10月29日从陵水新村港乘汽船，于当晚1点到达文昌清澜港，次日乘汽车返回海口。与黄强一同考察的还有法国神甫萨维纳。
这次黄强黎区之行，主要是为实地了解黎区道路建设问题，随黄强进山的有道路勘测建设人员。本次考察活动拍摄了一部电影《五指山问黎记》，1928年12月黄强在香港出版了同名著作。萨维纳神甫沿途进行了民族学调查，并于次年在河内出版了《海南岛志》一书，该书记述了随黄强将军穿越五指山黎区的一些情景。
在考察之前，黄强听说黎峒水土不好，人们到了此地，不死也要大病一场。黄强以亲眼所见反驳说，五指山下水满峒一带居民体格非常雄伟。黎族妇女容貌一点也不狰狞可怕，相反，十分端庄美丽。黄强还说，五指山地势高旷，空气清洁，树木繁荣，风景幽雅，居住的人自然觉得舒畅，身体自然良好。他本人很喜欢住在黎峒，不愿意住在府城。黄强随身携带寒暑表，每到一地都要记录气温。从岭门入营根、加钗后，夜晚气温已低于摄氏20度，五指山脚下水满峒更低至13度。水满峒黎人，昼不挥扇，夜要盖被，即是盛夏也是如此。从他们当时所拍电影中可以看到，黎区土质非常肥美，林木格外茂盛，古木参天，一望无涯。黄强后来在《五指山问黎记》中写道：“如就原有森林，辟园造屋，当盛暑时，以应香港、菲律宾、安南、马来各处人士需求，洵为消夏最佳地点”。
他已经考虑要在海南岛中部开发涉外旅游业了。
在黎峒，黄强曾遇到过十多个侾人，他们挑着葫芦、铁锄，游走于黎峒间，向各村落领地开垦。又时常遇见侾人用牛拖运木材，跋山涉水，前往岭门，往来八九日，工钱才一元，还要自备米食。
黎区物产种类十分丰富，输出产品主要有槟榔、白藤、粗麻绳、鹿角、木材等。但由于交通不便、“水客”欺诈和沿途重税盘剥，山中货物很难运到外地。货物流通不畅，使得黎区物质十分匮乏，黎族人民生计十分艰难。黄强设想，等将来黎区通公路后，在黎区开设几个墟场，由政府办理几间交易所，便可解决黎人交易不便的痛苦。黄强进山所携带赠品，都是黎区稀罕之物。黎区食盐十分贵重，黎人极其珍爱之。镜子剪刀针线等，黎族妇女渴想得之。途中黄强、萨维纳赠送针线等，妇女们不论老幼闻讯而来，个个欢喜异常。黎人多没有外出见过世面，为了让黎人开眼界，黄强等夜晚燃放烟火，播放留声机，让村民们聚观，与黎民同乐，黎人往往是深夜才散。
差不多同一时间，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左景烈教授前来海南调查"我国最南之山"五指山的植物状况，受到了王昭夷和王鸣亚的热情接待。
左教授先乘轮船到榆林港，离船后步行往三亚。榆林、三亚两港，俱为崖县（崖州）属境。三亚距崖县县城约120里，筑有公路，可通汽车，车行一个半小时即达。抵三亚之日，崖县县长王鸣亚自县城来三亚会晤。王在崖执政多年，且为本地人，对于岛中各处情形颇为熟悉。两人谈兴甚浓，一连谈了三天。王鸣亚将海南岛中大概情形向左教授一一作了介绍。王鸣亚还找来仅存之六册崖州志，借给左教授阅读。左教授花了两个早晚的时间，将全书草草阅完，择其中重要之记载，抄数十条录入《海南岛采集记》一书。
王鸣亚建议他取道陵水县保停市(当时“保停”与“宝停”二字通用)入五指山，因为交通便利。由三亚往保停，有两条路可行，一经崖属之籘桥市往保停，一经陵水县城而往。到了陵城，可坐船去保停。左教授和随行人员决定经海路前往陵水，从陵城新村港上岸后，再雇汽车至陵城。行前，王县长书就4封介绍信，让他交给保亭王昭夷等人，托他们照拂教授。
王昭夷所写的《琼崖各属黎区调查》一书，左教授是看过的，也很想借此机会拜访王昭夷。见到王昭夷之后，左教授大赞黎族民众爱护植物，自然生态保护较好。他说，黎族地区公路两旁随处可见巨大的酸豆树(罗望子)，其大者可数围。当地人取此种树的种子用水煮之以代醋，因为果实有用，故多留意保护。而不知其果实有妙用的人，则大肆砍伐酸豆树。村中偶尔还能见到槟榔及桄榔，左教授猜测是有意栽培为之。而路旁随处可见的路头勒与爬援于树干或墙石上的开大白花的霸王鞭(仙人掌科植物)，则是土人的菜食。左教授在三亚发现一种仅三亚附近盐田中有的蟹化石，土人竟然以此石蟹磨醋，治疗牙痛。
19、仇恨之火
1929年2月24日，吴中育在喃仰沟遭到黄振士率领的共产党游击队伏击，当场被乱枪打死。满腔仇恨的游击队还放火烧毁了这位陵水县剿共副指挥的坡村老家，灭其满门。
这件事情，使得在海南当过多年知青的知名作家孔捷生嗟叹不已。
他在《中国的“仇恨文化”——文明缺陷与仇恨根苗》中指出，“仇恨”向来是革命、造反、斗争的催化剂。专制与人治的体系播下了无数怨和恨的种籽。一旦这种社会结构的脆弱平衡被破坏，“有仇报仇，有冤申冤”的煽情口号就足以点燃燎原野火，从而呈示出平时不易窥见的人性的另一层面。翻开史册和话本演义，全都是先朝统治者与造反者之间的血腥故事。
孔捷生在分析革命文艺的样板──《红色娘子军》时说：吴琼花作为家奴，恨极了主子"南霸天"，投奔红军后偶遇大仇人，即下手行刺。后被党代表洪常青再三教育，要将个人的仇恨提升为“阶级仇恨”。结果是仇恨的深度和广度愈加扩大，从一对一的较量变成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厮杀。我在海南当过多年知青，知道不少轶事。“南霸天”实无其人，但有关情节也非空穴来风。电影是在陵水县拍的，借用了一家无辜汉人的大宅，此人以后便无好果子吃，儿子孙子都被斗得抬不起头来。然而，真实的史料却是取自陵水的黎族大头人王昭夷的故事，王家自清朝起就是世袭的峒主和团总，蓄养家奴也不足为奇，但传到王昭夷这辈，他已读过高等师范和黄埔军校，他参加过北伐，国共分裂后他回乡举旗响应中共琼崖特委的武装暴动，麾下骁勇的黎族农军战功彪炳。不过，由于他和中共"左倾冒险主义"的歧见，便返回黎峒拥兵自重。红军的盲动相继失利后强令王昭夷出阵助战，王不从，还坑杀红军的败兵。红军当即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设伏险活捉仇人。后来将王昭夷的姻亲、民团副手击毙，并捣毁其黎峒，灭其满门。类似故事，国共斗争史上不胜枚举。由此可见，仇隙一启断无好报。之所以动不动“灭门”、“诛九族”，正因为双方知己知彼，出于对阴沉狠毒的复仇心理的恐惧，怎能不斩草除根？此亦古而有之也。“阶级论” 及"斗争论"只是使得人际间的仇恨泛化和深化罢了。
陵水红色革命失败之后，曾经意气风发的中共琼崖特委三常委之一的陈垂斌下落不明。海南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党政部门认定陈垂斌逃回故乡后便脱离了革命，是“革命叛徒”。陈垂斌死后半年，遗腹女陈汉鸾出世了。作为"革命叛徒"的后代，陈汉鸾受尽磨难。听说父亲做过共产党又脱党，陈汉鸾在参加工作后每年要填干部履历表时只得写上：父亲原参加革命，后又离开了革命。由于长期这样填写，致使周围的人都对陈汉鸾产生了一种印象，她的父亲陈垂斌是一个脱离革命的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指称陈汉鸾是叛徒的女儿。随之而来的是关、管、批、斗，挂牌游街和没完没了的写检查写交待……父亲是叛徒还是烈士？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陈汉鸾一直坚持追寻父亲的足迹。由于根本不可能从正式的渠道去得知父亲的事迹，她只能偷偷地问一些可能听说过父亲事迹的人，但知情人都不愿意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人开始整理编写陈垂斌的材料时，才开始陆陆续续地搜集到了陈垂斌的事迹材料。于是，陈汉鸾按照文史资料的记载走遍了父亲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如海口、琼山、文昌、澄迈、万宁、陵水、三亚、东方、乐东等市县，去寻找那些当年曾和父亲一起战斗过的或是见证过父亲革命事迹的老人，这才知道父亲不是叛徒，而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陈垂斌的老乡、从小就听老一辈讲“六哥”革命故事的中共乐东县委党史办主任李宪芳为陈垂斌打抱不平，七赴广州，查阅档案，访问知情人员，终于认定，1929年初陈垂斌回乡，是经请示琼崖特委书记黄学增同意，受党组织派遣回乡搞革命工作的。而且，1930年，陈垂斌还在乐东莺歌海建立起了这个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李宪芳的努力有了结果，1991年5月6日，陈垂斌被海南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王昭夷被称为“革命叛徒”，似乎不难理解；陈垂斌也被称为”革命叛徒“，似乎就发人深省了。
记者许春媚采访得来的情况是这样的：陈垂斌潜回崖县第四区乐罗村(今乐东县九所镇乐罗村)后，听说一个村民的耕牛被贼偷了卖到了黎区，陈垂斌托人帮忙把牛要了回来，这一举动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当时农村偷贼扰民，打家劫舍的事屡屡发生，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尤其是到了春耕时节，偷牛贼更是让村民们防不胜防，却也无可奈何。借这个机会，陈垂斌提出在村里组织青壮汉子成立特别队，夜里巡路治贼。他的提议得到了村民们的响应，很快，全村五大坊的五个特别队成立了起来，陈垂斌当了总头。为加强纪律，陈垂斌跟队员们讨论制订了《特别队行动条例》，其中有一条特别受到村民欢迎，那就是在巡逻期间，队员因玩忽职守而发生失盗事件的，由特别队全体队员负责按照实际损失数目进行赔偿，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为了给特别队筹集枪支，他亲自出马到当时冲坡地区的大土豪罗业新那里去“借枪”。陈垂斌知道，明借是借不到的，而且周围又有很多人想抓他，所以在出村时，他跟同去的特别队员换了衣服，戴上草帽遮住大半个脸，坐在牛车上慢慢地向罗业新家赶去。由于这样的装扮在当地很普通，所以路上并没有什么人注意到陈垂斌。当他们来到罗业新家的门口时，被门口的家丁拦下了，喝问他们来干什么。陈垂斌靠上前去低声说要来借谷子，然后趁家丁俯耳过来听的时候迅速地用手枪顶住他的后腰，逼他带路进去找罗业新。由于紧贴着这人，一路上没人发现异状，陈垂斌很顺利就见到了罗业新。见到罗业新后，陈垂斌又重施故伎，借机靠近用手枪顶在了罗的后腰上。罗业新在害怕之下，只有答应“借枪”。为了保证这十几条枪能安全送到特别队，陈垂斌叫同去的队员先走，他一个人留在罗家。估计带枪的队员已经安全返回时，陈垂斌才用罗业新做人质从容地离开了。
有了枪支，有了武装起来的特别队，陈垂斌仍然缺乏安全感。由于很多人都想抓陈垂斌，陈垂斌的警惕性特别高，睡觉从不到正屋去睡，吃饭的时候也喜欢跟小孩子们在一起吃，以方便观察周围的情况。这时，他想出了一个并不高明的办法：环村种山竹，建篱笆，在村口要道修建炮楼！
建炮楼缺乏材料，陈垂斌决定拆除村里的古庙建炮楼。他的这一惊人的提议受到村民的强烈反对，有人哭喊着进行劝阻。陈垂斌二话不说，一枪就把庙里的神像打烂了，吓得劝阻者再也不敢阻拦。陈垂斌亲自动手，带着特别队员们拆了古庙，用这些木料砖块去建炮楼。
1933年2月，田汉村一个叫阿央爹的人被国民党当局收买(这位告密者后来在地里守园时被人砍死)，带领国民党部队包围了农民特别队驻地。在突围战斗中，陈垂斌负伤被捕。村里的人知道后赶上山去报信，结果没来得及。当时陈垂斌被抬下山来到村里的大榕树下停下时，村里人还杀了一只猫为他敷伤口。同年3月9日，在望楼港监狱，国民党当局在治伤的药汤里下毒，将其杀害。年仅33岁。从那时起，田汉村群众将山上陈垂斌与国民党军战斗过的山洞叫“垂斌洞”。
下面没有链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