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本人在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参与创办《黎母山》杂志时，开始搜集整理王昭夷的逸闻趣事，计划分期刊登于《黎母山》杂志。由于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以莫须有的罪名越权封杀了《黎母山》杂志，这个计划也就落空了。
开篇语
他是特殊年代造就的一位传奇人物，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充满悲剧色彩。作为黎族唯一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他凭借当时无人能比的实力与威望支持中共在陵水县创建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政府，但是后来，他又亲手摧毁了这个红色政权；和共产党翻脸之后，他投靠了国民党，国民党重用他，他为国民党当局鞍前马后效劳，手上沾满了红军的鲜血；他在黎族地区带头种植橡胶，开展木材贸易，让黎族孩子免费入学读书，为发展地区经济，推动文化教育以及慈善事业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他降日附敌，暂图苟活于世；当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同时约他举旗抗日之时，竟被日军残忍杀害。
有人说，谢晋导演的获得首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和最佳配角四项大奖的优秀作品《红色娘子军》电影是在陵水县拍的，电影里“南霸天”的原型，就是这位陵水黎族头人。
他是善人，还是恶魔？
他是民族英雄，还是反动头人？
对于这个经历复杂的人物，后人至今评说不一。有人说，他在政治上朝秦暮楚、不讲信誉；有人说，他的性情复杂多变，残忍暴虐；有人说，他歧视苗族，利用威权打压苗族，限制苗族生存空间，激化了民族矛盾；还有人说，他本是一个重视情感、极有爱心、一诺千金的好人，只是由于时局多变、环境险恶，为求自保，才身不由己、择木而栖的。
“遗臭流芳非两人，功首罪魁本一身。”——这个曾在海南近现代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力的黎族头人，名叫王昭夷。
他也曾误入歧途，他也曾残酷无情，这个在纹身绣面的女性面前有着迷人魅力的彪悍男子，是黎族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有自我构建能力的人物之一。他能够创建历史，他也能改写历史——在他之前，从没有一个来自深山老林里的黎族猎手能够在强手如林的汉人世界里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闯入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红色政权的构建体系之中；在他之后，不可能有任何一位单独的黎族首领能给共产党创建的红色政权带来如此之大的威胁，甚至在他死亡60年后，提起全中国第一个主要由少数民族参与创建的苏维埃政府，本应眉飞色舞的党史工作者，却都讳莫如深、满脸凝重。
他是自我毁灭的策划者——他的名字与琼崖第一个、全国第二个县级苏维埃政府联在一起，却永远不能进入人民英雄的行列。
他如果还活着，今年(2008年)应该104岁了。
1、一方水土
清朝光绪二十年(1904)，海南岛陵水县七弓峒什聘村(此地现属保亭县管辖)黎族头人、宝停营抚黎局团总管王维昌(1870-1917，又名王义)喜得一子。
清代黎区首领，辖一峒者为总管，辖一村者为哨官。父死子代，世代相传，无子，妻及弟代之。1935年，陈汉光将总管改为团董，设正、副各一，但人们仍习惯称呼总管。
为儿子取名时，王维昌颇费了一番思量。
我国古代称东方的少数民族为“夷”，他决定为儿子取名昭夷，取字舜东，希望儿子像尧舜一样，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光大多做有益的事情。
这名字取得非同小可。像是个有学问的先生给起的名字。
王维昌的确很有学问。
据陈献荣在《琼崖》中记载，黎族历史上曾出现过两名秀才，一为王维昌，一为黄云珍。
王维昌之所以能成为秀才，完全是张之洞和冯子材重视在黎区兴办教育的结果。
清朝末期，海南发生黎乱，抗法名将冯子材奉两广总督张之洞之命，带兵入琼剿黎抚黎。在血腥镇压的同时，冯子材设抚黎局(黎务局)、建抚黎庙、创集贸市场、修十字路，有效地保证了黎区社会稳定，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冯子材还特别重视启发民智，在五指山腹地的太平峒、水满峒等地设义学馆(俗称冯公学馆)，招收黎族子弟学习汉语、礼法和朝廷圣谕，使黎族儿童得到了免费读书、接受启蒙教育的机会。120多年过去了，在海南黎族民间仍流传着一首怀念冯子材的民谣。民谣唱道，“冯公抚黎好主张，开十字路通城乡。设义学馆咱读书，垦荒造田免税粮”。
张冯的举措，在海南黎族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正是由于在应该接受启蒙教育的人生阶段有幸受惠于冯公学馆，受惠于汉族文化熏陶，王维昌得以成为黎族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开明士绅。
眼界一旦打开，王维昌就有了走出黎族人世世代代不舍不离的黎母山，前往繁华梦都看世界的念头。
他的脚步因此又往前迈出一大步，乘船来到广州市，在基督教会创办的学校里接受了西方思想的洗礼。
王维昌的觉醒不仅在个人的安身立命方面，而且在族群振兴的意义上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他的儿子后来如何能够在黎区领导民众闹出那么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动静来。
不过，儿时的王维昌家境贫寒，要是没有族人资助，他是不可能接受中西文化启蒙教育的。为此，王维昌对自己的家乡、对周围的乡亲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当他有能力为家乡做事情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努力在家乡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先后在什聘、志玛开办私塾，免费收录八岁至十多岁的黎族男孩子学习《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教师除了教儿童识字明礼外，还帮学生理发、洗头、洗澡、洗衣服。他还发动、保送大批黎族青少年前往陵水县城同仁学堂读书，在当地兴起了一股读书求学的风气。
身教重于言传。实际上，为了民族的振兴，当父亲的早就给儿子作出了榜样。
王维昌不仅自掏腰包请保城区什丙村的汉人张明德和外地汉人吴培德当教师，免费招收黎族少年儿童入学，还在一些儿童入学没几天便逃学的时候，亲自和教师一起走门串户家访，去做规劝儿童上学的工作。王维昌创办的私塾有三、四十名学童。清光绪二十四年出生、小王昭夷4岁的牙南村黎胞黄大龙说，小时候他也入了那间私塾读书，经常看到王维昌骑着高头大马来私塾与教师商谈事情，谈完事情，就走进私塾摸着孩子们的头顶嘱咐说：“要用功学习，不要逃课，不要打架，将来长大成人，做一个社会的栋梁之才！”
1917年，王维昌被仇人杀死后，13岁的王昭夷遵照其父遗训，在母亲支持下继续出资办学。
1927年，中国兴起私塾改小学风潮，该私塾改为小学，人数增加到100多人，分设3个班，开始收取学费，每名学生一学期收光洋1元、稻谷一秤(约40市斤)。为提高教学质量，王昭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聘教师，从各地前来应聘的30多名教师中选聘用了4名优秀人才充实教师队伍。抗日战争爆发，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学校这才无奈停办。
王昭夷还积极扩建其父在全家迁往南圣后创办的黎族学校，使之发展到拥有学生300多人的规模，在他的辖地内，黎族儿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每次从广州归来，都像父亲当年那样亲临学校，给学生训话，嘉勉教师，积极介绍外地汉区的进步情况，鼓励黎族学生勤奋学习，增长知识，还要求学生在学文化、学科学的同时守纪律、讲卫生，改变落后习俗。
王昭夷的所作所为深得民心，受到黎胞广泛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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