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的流放地选择标准，一般来说是就偏就远，但也不是越偏越远就越好，而是要求流放地还必须在中央政权的掌控之下，以便政府对于流人能够更加有效地进行管理。因此，历代的流放地一般都是分布在南北两个边区，很少有像西方的流放那样把犯人流放到海岛上的。但也有例外，中国历史上也曾把一些海岛作为流放地，不过，这些海岛是完全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的，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海南岛了。
海南岛，位于中国南海，与大陆有琼州海峡相隔。海南开发很早，早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便在海南设郡，然而，由于秦代统治时间短暂，海南岛并没有完全进入秦的控制之下。直到汉代时海南才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开始在海南设官驻兵，治理其地方，时称“珠崖郡”。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珠崖郡反叛，元帝与群臣朝议后，宣布放弃其地。放弃的原因有四：首先，当时关东人民连年饥馑，流离失所，这对于国家来说更为重要，需要先谋解决，不宜再黩武耗财；其次，朝廷认为珠崖所居黎人与禽兽无异，没有设置郡县治理的必要；再次，该岛孤悬海外，多毒草虫蛇之害，气候恶劣，不适宜兵士驻扎；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朝廷所需的珠犀、玳瑁等，并非珠崖所独有，放弃也不可惜。因此，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珠崖被放弃，被视为蛮夷之地。直到80年后，至汉光武帝建武十九年（43年），才再度平定该地的叛乱，恢复珠崖之名。但终汉一代，海南也很少有汉人移入，仅在其北部，有少许汉人。到了三国时代，孙权曾派兵征服其地，然基本上没有派兵驻守。
据史料记载，自汉代在海南设置郡县之后，曾向该地流徙过罪人，但这些流人姓氏均已无考。可以考知姓氏的第一人是隋代的杨纶，而海南岛也是从这时起成为我国第一个辟为流放地点的岛屿，因此杨纶可称是我国第一个可以考知姓名的海岛流人。从此以后，海南岛成为著名的流放之地，开始有大量罪人流入。
其主要原因是自汉代设珠崖、儋耳两郡后，海南还是时叛时附，隋朝政权虽说短命，但是隋朝的冼夫人收服了整个琼崖，真正将海南纳入中央集权的严格控制之下。与此同时，隋朝之后，海南的经济也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有利于中央政府派官管理。
唐代时被流放到海南的李德裕就写下这样的诗句：“鱼盐家给无墟市，禾黍年登有酒尊（《明府志》卷四十四·杂志四·遗事）。”由此，可以想其物产之富饶。宋代李光在撰写的《迁建儋州学记》里也有这样一段文字：“海南自古无战场。靖康（1126～1127）以来，中原纷扰，而此郡独不兴兵，里巷之间，曼如承平，时人知教子，家习儒风，青衿之士，日以增盛，郡试于有司者至三百余人……今十余年，学者彬彬，不殊闽浙。”
唐、宋两位曾作宰相的名家描述，应该有说服力，使我们相信海南岛在唐宋期间符合作为流放地的条件。
唐宋两朝被贬谪、流放到海南来的朝廷名相、大臣和著名学士，许多都在这里居住，并在这蛮荒之地开创了灿烂的文明。如，唐代太子洗马兼侍读刘纳言，唐高僧鉴真和尚，宋诗僧惠洪，北宋宰相卢多逊、丁谓，南宋曾任右司谏侍御史（宰相）、参知政事的赵鼎，南宋曾任参知政事、资政学士的李光，南宋曾任秘书少监、起居郎的胡铨，南宋秦桧死党两浙转运副使曹泳，宋末元初女纺织家黄道婆等等，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现今海南海口市五公祠中所供奉的五公塑像，以及近邻的苏公祠里的苏东坡塑像，都是后人纪念他们的艺术杰作。
这些名动一时的人物来到海南，整个中原朝野都关注海南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海南百姓对待流放到琼崖的贬臣，则抱着别样的心态。五公祠有一副楹联说得好：
唐宋君王非寡恩，琼崖人民有奇缘。
这种说法不是没有缘由的，盛唐气象，大宋风范，被流人带进海岛。在海南久远的人文历史中，流人文化是其独特的组成元素之一，有待很好的发掘。
海南在历史上作为流放地，幸与不幸，远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明白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流放地或不作流放地，可以折射出海南岛政治、民生等方面的生存状况，也为我们认知海南岛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到了元、明时期，海南便逐渐不再作为流放地了，虽然也有被贬的官宦被流放海南，但是，数量不多，之后竟至绝迹。
其主要原因，一是明太祖朱元璋对海南的态度。史料有一段文字记载了明太祖朱元璋关于海南作为流放地的讲话，颇有天子风范：
壬寅，吏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广东儋、崖等处。上曰：“前代谓儋、崖为化外，以处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用如此？若其风俗未淳，更宜择良吏以化导之，岂宜以有罪人居耶？”（见《太祖实录》卷四八）
明太祖的态度改变了传统将海南作为“化外之地”的口实，也使得作为流放地的主要理由不复存在了。
第二个原因是，在明朝中后期，海南岛地方不安靖，多叛乱，常常失控。明代琼州知州郑廷鹄给朝廷的《平黎疏》开篇即云：琼自开郡以来，迄今盖千六百余年，无岁不遭黎贼之害，然未有如今日之惨者也。这种说法不是叫苦，乃是实情。查阅海南地方志，明代的地方骚乱，民反兵剿连篇累牍。这种局面使得海南岛失去了作流放地的条件。虽然被贬流放的都是罪臣，但作为当政者，也不能将他们放在频生骚乱的地方，因为朝廷即或不在意这些罪臣的安全，但也不想给这些流人以“诽谤”的口实。
所以，到了明朝，几乎没有当朝官宦被流放到海南岛，《崖州志》只记载了两位流寓在海南岛上的人，一个是瞿宏，永乐九年，调发海南卫崖州千户所，闲住；一个叫莫蓁，永乐初，寓崖之水南村，占籍南厢，居焉。按照史书的记载，这两个人都是寄寓海南岛而已，算不上流放。这就是说，整个大明朝，就没有流放到海南岛的官宦，海南岛也不再是流放地了。
《崖州志》的记载肯定不确，其所记载的宋代流放人中就没有苏东坡。明代是不是一个被流放到海南的官宦也没有？说不准。原来看到一份资料记载明朝流放到海南岛的有王倬、赵谦，经查考，也不确，起码赵谦是自己要求来海南入琼山任儒学教谕，严格说起来，这算不上流放。可以认定的事实是，明朝统治长达270多年，流放到海南岛的官宦确实不多。
同样是流放地，可以与海南岛相比照的是东北，即关外。在清军入关取代了明朝后，清王朝就将关外作为流放地。关外是清王朝的发祥地，与中原相比，依旧是边远地区，但更重要的是，关外在清政权的掌控之中，所以，清廷像以往的执政者一样，把不放心的政治人物，流放到一个放心的地方去。这个政治游戏规则，是中国历代当权者共同遵循的，因为它有效。
唐、宋、元，琼崖官民之间、守军与黎民之间相安无事，但明朝之后，地方上便不复安靖，多有冲突，矛盾加剧，这是海南岛不再作为流放之地的主要原因。
对海南岛来说，作为流放地倒是一件好事。因为成了流放地的琼崖，使得中原人士开始更多地关注起这座孤悬海外，充满传奇色彩的海岛来。
到了宋朝，有关南蛮的传说也成了显贵和名士的话题，并且被一些名流记载下来，编入自己的文集。其实，这些生活在开封府的名流们对海南知之甚少。我们可以想象，在缥缈着来自海南的沉香氤氲的厅堂里，这些名流们品着香茗，在诗酒之余，夸张地传说着有关琼崖的传闻。当时，在名流间还流传一个段子：冒白乡风旧，标青社酒酣。文身老及幼，川浴女同男。（宋·周辉《清波杂志·卷十》）在他们看来，来自海南的传闻都那么传奇和不可理解。
一个孤悬海外的岛屿，为什么会引起内地主流社会的关注呢？理由当然不是这些在中原人士看来有些古怪的风俗，主要的原因，还与海南是流放地有着直接关系。
海南的流放文化对人们有着很强的魅力。被流放的名相文士留下的诗作被历代传颂着。如唐相李德裕被贬海南时的诗作《望阙亭》：“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江山只恐人归去，百匝千回绕郡城。”感人地表现了思国怀乡的情怀。较集中体现海南流放文化的是三亚崖城镇水南村，从汉到明，被贬到海南的贤相、名臣、学士有15人之多，其中有10人居住在水南村，至今村中仍有多位被贬名相、大臣、学士的后人居住。因他们的先人来自不同地方，所以不同姓氏的民居建筑风格各异。
有人说“海南是文化的沙漠”，那是因为他没有发现海南丰富的历史和民族文化宝藏。海南的文化较有特色的有：中原文化、本地民族文化、流放文化、移民文化、热带海岛边疆文化、热带海岛生态文化等，不胜枚举。可以说，海南的特色文化如深埋在海南热土的一坛陈年老酒，由多种文化发酵酿造而成。一经破土而出，必将发出醉人的芬芳而吸引众多人的关注。
另外，著名的流放海岛地，还有登州的沙门岛。沙门岛大约在今山东长岛县西北的大黑山岛，于五代时期开始作为重犯的流放地。据洪迈《容斋三笔》卷七载，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京师巡检军使浑公儿，因谎奏致使杀人，被“杖脊配流登州”。后周广顺三年，内衣库使齐藏珍奉诏修河，弛慢致河决，被除名，配沙门岛。
至宋代流放沙门岛人数逐渐增多，一些贪官和重要的刑事罪犯大都被流往该地。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六月，“知齐州范航坐受财枉法，免死，杖脊，黥面，配沙门岛”。《水浒传》第六十二回就有卢俊义“直配沙门岛”。小说第十七回蔡京的府干威胁济州府尹说：“若十日不获得这件公事时，怕不先来请相公去沙门岛走一遭。”第四十四回说裴宣原是京兆府“六案孔目出身”，“为因朝廷除将一员贪滥知府到来，把他寻事刺配沙门岛”。可以看出，宋代流放沙门岛之普遍。
流放沙门岛者，大都属于犯罪性质或情节特别严重者，绝大多数遇赦亦不得赦免，须终身服役，因此配沙门岛者，实等于死刑。他们“昼监夜禁，与死为邻”，活着出岛者极少。
